朱輝:告別或重逢

(2019-10-28 13:39)

  

       如果說,小說是生活開出的花,那同樣的土地,同樣的氣候條件,我們卻看到了姹紫嫣紅、形態各異的花朵,這是為什么?顯而易見,根由在于種子。撒什么種子開什么花。寫小說,觀念就是種子。觀念決定了小說家的眼光,決定了他的選材和處理。生活之土肥沃而復雜,不同的種子,只選擇它中意的養分;一個饑腸轆轆的人,發現一顆果實,他想到的是吃,把它吃掉,而一個小資的人很可能想撿回家,種出盆景來。
       你看到的和我看到的不一樣,你選擇的和我選擇的不一樣,于是,同樣一片土地上的小說家,永遠能寫出五彩繽紛的作品。
       寫了三十多年,我現在常常會驚詫:我怎么就成了現在這樣一個人——沒有多少自矜,更多的是看到缺憾和不足。
       小說的深度,是我們常常看見的一個概念。但我更愿意說“小說的厚度”。
       厚度包括兩個向度:向上和向下。向上是遼闊,是超拔,是飄逸;向下是深入,是挖掘,是洞幽燭微。向上和向下兩個向度,構成了小說的厚度。
向上,可能會失之于凌空蹈虛;向下,也可能會陷入瑣碎蕪雜。這兩個向度,都可能會寫砸,也都誕生過好作品,大可不必彼此鄙視。中國文學,也許比較缺乏向上的力度和意愿,但是向人情和人性的深度掘進,也未必就天生低人一等。馬爾克斯踩著毯子飛行,卡夫卡鉆地洞。一花一世界,一葉一菩提,向下的深度也是厚度。《金瓶梅》無疑是偉大的,黑暗中也別有洞天;你如果說《紅樓夢》更了不起,達成了日常瑣細與神思飛越的完美結合,我也不反對。但我看,《紅樓夢》真正的卓越處,還在于它的人情世故和兒女情長。一僧一道和青埂峰之類,并無創建。
       讀書是作家的磨刀石。讀什么書,讀出什么,基本決定了這是個什么樣的作者。
       我現在編雜志,要看大量的來稿。突然想起一個問題:通俗小說和所謂的純文學小說的區別,誰能簡捷地說明白?
       三言兩語說清楚,我也不能。舉個例子吧。一個到輪船碼頭接朋友的人,翹首以盼,使勁盯著逐漸靠近的輪船。正看得眼酸,突然看見船上有個女的朝這邊搖手,他精神大振,使勁地招手還往前面擠。這女子是他暌違多年的朋友,他們的關系帶著玫瑰色……你如果這樣寫,再煽煽情,可能就是通俗小說了。好作家不這么寫,好像是錢鐘書的《圍城》,他寫碼頭上的人看見船上有人朝這邊招手,也使勁搖手,但是搖著搖著發現對不對了,本能地朝身后看去,原來身后有個男人也在搖手,而且顯然,船上的女人的招手對象,是身后的這個人。于是,他尷尬、失落,還有點憤憤不平,因為招手的女人十分漂亮,卻不是自己接的人。
再舉個例子。類似于碼頭,是火車站臺。不是重逢,是送別。
       站臺上的送別。雙方握手,拍肩,還說了無數依依惜別的話,感情飽滿,有真有假,不乏夸大之詞。火車馬上啟動,他們再擁抱了一下,就將分手。無論你給雙方設置什么樣的關系,無論你給他們涂上悲戚或是玫瑰的顏色,就這么寫,依然不那么“文學”,寫得越長,涂得越狠,越像網文。但是好作家會虛構,會把想象力用在要緊處。如果送別的雙方,惜別的話已說盡,肢體語言也已用遍,這時候,站臺廣播突然宣布因為前方路況,火車延遲開車,這時候,雙方心里難免咯噔一下,客人要總走卻不了,送客的也只能在站臺上繼續陪;十分八分鐘也就罷了,運氣不好的話,還會再次被延遲。這時候他們說不定就會想起,當年除了情深誼重,也有過反感和齟齬。他們會尷尬,會沒話找話,“人不留客天留客”之類,但大概率的可能是:彼此厭煩,無言以對。
       這樣的場面是對生活的推演,我覺得很文學。以上兩個例子都關于情節,而情節常常是被藐視甚至鄙視的。但在我看來,情節能力,是小說寫作的核心能力之一,其重要性,并不亞于語言和旨趣。
       情節適當的乖離和脫軌,是我的期待和向往。至于過于離奇,使小說滑向另一種“俗”,則是不言而喻的常識。
       《暗紅與枯白》《看蛇展去》和《對方》諸篇,都是我二十多年前的作品,我早已與它們告別。今天有機會重逢,我并不覺得臉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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