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里下河文學流派的幾個關鍵詞

(2019-09-23 10:56)

  

  上世紀80年代初,江蘇高郵籍作家汪曾祺復出文壇。其后的30余年時間里,一大批生于里下河長于里下河的作家,攜其“里下河式書寫”相繼登上文壇。眾多優秀作品先后問鼎魯迅文學獎、茅盾文學獎等全國重要文學獎項,引起文學界廣泛關注,逐漸形成一個成長中的“里下河文學流派”。里下河文學流派作家具有身份、經驗、文化的共生性,從而使得其美學風格呈現出某種共同特征。本文選取幾組關鍵詞作初步闡述。

  水意與詩意

  “水”孕育了里下河文明。在人們的長期生產和交流中,里下河地區形成了與“水”難分難解的文化品格,它細膩、溫婉、節制、沖淡。文學評論家何向陽說:“里下河作為南北文化的中間地帶,的確有著與北方風骨、南方風情不同的風韻,從而成就了它的哀而不傷、樂而不淫的不卑不亢與達觀從容。”

  “水”是里下河文學流派作家作品重要的組成部分。“水”的色彩,水鄉風情,在里下河文學流派作家文本中幾乎隨處可見。水,不僅構成里下河文學流派作家作品的重要內容,亦成為影響其創作風格的重要因素之一。正如汪曾祺所言:“我的家鄉是一個水鄉,我是在水邊長大的,耳目之所接,無非是水。水影響了我的性格,也影響了我的作品的風格。”國外有研究者認為,汪曾祺的“小說里總有水。即使沒有寫到水,也有水的感覺”。《大淖記事》以“水”開篇,《受戒》的經典結尾即為里下河水鄉風光的優美抒寫。

  不難發現,里下河文學流派作家作品中蘊含著大量水鄉特色元素,比如鮮活的水產、臨水而建的棲身之所等等。作品中的人物亦似乎終日做著水鄉的營生:取魚摸蝦、摘藕采蓮、挑籮把擔、養鴨牧鵝,不一而足。劉仁前的《香河》便是用優美的筆觸,細膩描述了清靈的里下河之水,作品中彌漫著氤氳的水汽,被文學評論家王干稱之為“盛滿水意和詩意的土地”。

  水也讓里下河文學流派作家在作品中營造出溫情、詩意的日常生活。汪曾祺曾設想一種“作為抒情詩的散文化小說”的文學圖景,其特征是“抒情詩,不是史詩,它的美是陰柔美、喜劇美,作用是滋潤,不是治療”。汪曾祺把文學當作作者與讀者之間“談談生活”,是日常生活情趣的回味與發掘。正是因為秉持這樣一種美學理想與原則,先生筆下的里下河日常生活,蘊含著詩般的美感。同樣,受汪曾祺的影響,里下河的諸多作家也習慣于以回憶性的、詩意的敘述語調書寫自己熟悉的生活。畢飛宇的《地球上的王家莊》、曹文軒的《甜橙樹》、魯敏的《逝者的恩澤》、沙黑的《街民》、龐余亮的《出嫁時你哭不哭》、劉春龍的《垛上》、顧堅的《元紅》等作品注重表現里下河小人物的日常生活,注重書寫生活表象之下的溫情與詩意。這些都表明一種溫情、詩意的“日常生活”敘事法則,已經在里下河文學流派作家作品中發芽生長。

  溫潤與溫暖

  受水文化的影響,溫潤構成了里下河文學流派的底色。汪曾祺的代表作《大淖記事》《受戒》、畢飛宇的《平原》《玉米》,費振鐘、王干的里下河文化散文系列,曹文軒的《草房子》、朱輝的《白駒》、龐余亮的《薄荷》、顧堅的《元紅》、劉春龍《垛上》等,各種溫潤的水鄉情致融化在人物的日常生活與靈魂背景里。

  這種溫潤尤其表現在女性形象的刻畫上。胡石言的《秋雪湖之戀》中,心地善良卻被公社掌權人物欺凌的蘆花,意外地與駐扎在秋雪湖邊的飼養班的戰士們發生了一段不解之緣。夏堅勇的《秋韻》中,邊收晚稻邊等待丈夫的楊子在暖融融的陽光和新鮮的稻谷旁,散發出秋日明凈而芬芳的韻味。畢飛宇在《玉米》中,塑造了權力傾軋之下奮力抗爭自身命運的玉米,正是這些敢愛敢恨又如水般充滿靈氣的女性讓小說溫潤靈動起來。

  里下河質樸的鄉土特色表現在作家作品上,還體現出一種溫暖的鄉土精神。在這種鄉土精神的強大支撐下,里下河文學流派作家在其作品中苦難、痛苦的色彩較為疏淡,其中所蘊含的人與土地之間古樸悠遠的溫暖情感更彌足珍貴。正如文學評論家汪政所言:“里下河文學流派作家具有嫻熟的表現農耕文明的經驗”。曹文軒、畢飛宇等作家小說中對于土地、耕作的描寫極為細致;羅望子、王大進、李明官等人的作品對于勞動場景的描寫,溫暖生動、如在目前。在里下河文學流派作家筆下,勞動不是苦役,而是愉快的創造,他們經由勞動確認了自身的本質力量與存在價值。

  其次,這種溫暖還表現為對日常生活的細致描寫,體現出平民主義生活美學。汪曾祺的《故里三陳》《歲寒三友》等大量短篇小說,幾乎都是描寫里下河三教九流、引車賣漿者。畢飛宇的《平原》雖然將故事背景置于蘇北平原,但所寫的大抵是里下河小村落的鄉民。沙黑的《街民》描寫了眾多布衣小民,可以說是一部小人物詞典。綜合觀察里下河文學流派作品,我們幾乎看不到宏大的事物,而是注重表現人間的“小溫”,描寫里下河生活中最尋常的喜怒哀樂。他們把這種喜怒哀樂融化在對里下河風俗的描摹中,人、事、物都成為風俗的一部分,這一特征尤為明顯。正如文學評論家丁帆所言:“里下河集聚了一批風格相同、志趣相投的作家,創作了一大批反映這個地區風俗畫、風景畫、風情畫的作品”。汪曾祺被贊譽為“風俗畫”作家。劉仁前的《香河》被譽為“里下河風俗的全息圖”。即便畢飛宇、曹文軒、魯敏離開里下河多年,但他們對里下河風俗的描寫,依然充滿溫暖動人的力量。

  悲憫與叩問

  里下河文學流派作家對人物的塑造充滿了深厚的悲憫精神,他們的筆下沒有“至善”也沒有“至惡”,大多數是帶點瑕疵與個性的小人物。沒有十全十美,也沒有十惡不赦,即便是一個所謂的壞人,也有善良的一面,反之,好人也有許多不足之處。汪曾祺的《歲寒三友》《故里三陳》充滿了人道主義的脈脈溫情。曹文軒用兒童的視角打量人性中的真善美,將里下河質樸的人情浸潤在小說中,構建起貧窮卻充滿溫情色彩的“油麻地”。畢飛宇的《楚水》《平原》等作品,用細膩的筆觸勾畫了里下河鄉村地域文化背景下人的生存狀況,雖有人與人之間的隔膜,個體心靈自身的壓抑與折磨,但憂傷里依舊充滿溫暖。朱輝《七層寶塔》中的阿虎,初讀時感覺他像是鄉土和城市文明交融下的一個“怪胎”,再看卻感到幾分可愛,他的冷漠和無畏其實是市場經濟時代的特定產物,他的溫情和善良卻依然是傳統文化和鄉土世界滋養出的理想之光。劉仁前的《浮城》《殘月》關注外部世界入侵水鄉后人性裂變、困境、掙扎與守望,但是這種“直面”和“揭露”依然張弛有度,沒有刻意進行強化、渲染,也沒有一針見血,而是一種悲憫精神的再現。

  但是,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作家們的內心也產生了許多的迷惑與憂慮。從前傳統的鄉土經驗,在遭遇一種陌生的城鄉變革經驗的時候,難免產生不適感、甚至反感。比如,土地的流轉與流失、城市化與鄉村規模化經營、鄉村道德倫理式微等迫切的現實問題與人性的掙扎、心靈創傷等內在的焦灼,依然糾結于當下的鄉村社會。面對鄉村新的躁動,傳統價值觀念遭遇新的挑戰。朱輝的《七層寶塔》反映了在當下社會變化著的價值觀念中,鄉民面對現實的茫然和無奈的抉擇。城鄉巨變之下,人們的陌生感也在加劇,這是不可抗拒的現實。朱輝正是把美的、丑的、善的、惡的、冷的、暖的細細地剝開來給大家看,這其實是一種深層次的悲憫。在劉仁前的《浮城》中,對鄉村政治、權力等現實問題進行了集中的書寫和揭露。到了《殘月》,則完全采取批判現實主義的手法,沒有了《香河》中“田園牧歌”的抒寫,也沒有《浮城》中對政治生態的某種期許,而是讓小說主人公進入了娛樂圈,成為一名演藝經理人。劉仁前想要展示的是當下城市商業大潮中的社會生態,“香河村”的后人們在燈紅酒綠、紙醉金迷的塵世中演繹的殘缺人生。

  不得不說,里下河許多作家在回望從前的時候,感覺更得心應手,因為回望相對容易一些,而從前的經驗,在遭遇現實的特別是城市、小城鎮經驗進入的時候,內心難免有所不安。批判與妥協、舍棄與眷戀、多重復雜情緒交織在一起,其把握與拿捏的“度”,相對而言變得困難。就今后的創作而言,里下河的作家們還需要深入了解、研究當下的社會現實,進而作出自己相對理性的價值判斷。正如文學評論家何平所言:“里下河文學流派不能只是在文學內部封閉的命名和‘傳統再造’,而應該是主動積極的‘文學空間的生產’。”“城”與“鄉”不應該完全對立起來,不應該一味表現孰好孰劣、孰輕孰重,而是應該保有小說家的責任與良知,不是在鄉村的表象上停留,而且有意識地向鄉村地域文化的延續與變遷、鄉村倫理的重建等縱深領域拓展,既有對傳統的追溯、自我的發掘,也在重估歷史、構建新的鄉村現實,這也是里下河文學流派作家們新的創作方向。

來源:文藝報 | 蕭雅 魏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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