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政:知識生產與長篇小說的經典化

(2019-09-16 09:40)
  我們可以換個思路來討論長篇小說,乃至文學的經典化問題,那就是知識生產的視角。在這一視角中,長篇小說被看作知識,可以將其置于知識的種種要素中考量。理論上說,只有經得起知識化考量的作品才可以成為經典。

  雖然人類自古以來一直在進行知識生產,但到現在也沒有對知識有一個大家認可的定義,但是這并不妨礙人們知識的認知和知識的生產。知識是人們對客觀世界的探索和反映,它應該滿足人們各種物質與精神的需要。對于知識來說,它首先能滿足的就是人們對世界的認知,從知識生產的角度講,它要不斷地去尋找與發現,發現客觀世界的存在,發現精神世界的秘密。知識的創造可以是對世界的陳述,是對世界的重新組織,將其符號化、話語化。對長篇小說而言,就是對社會生活的反映,許多長篇小說之所以成為經典,就是因為它較早地并成功地記錄了復雜深邃的歷史與現實,如同巴爾扎克所說的,這些長篇小說作家作為知識生產者,成為了社會生活的“書記員”。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國長篇小說出現了一個又一個高潮,《鐵道游擊隊》《紅日》《紅巖》《紅旗譜》《林海雪原》《苦菜花》《青春之歌》《三家巷》等已經成為“紅色經典”,這些作品將中國革命與民族解放事業記錄了下來,使之成為不可替代的中國革命“陳述性知識”。《山鄉巨變》《創業史》《上海的早晨》《許茂和他的女兒們》《沉重的翅膀》《古船》《平凡的世界》《白鹿原》《鐘鼓樓》《廢都》等等則應和著中國革命與社會主義建設和現代化的歷程,記錄下了獨特的現實與歷史經驗。一方面緊隨時代,另一方面則從意義層面進行題材的廣泛開拓,使中國當代長篇小說不斷貢獻出新知識,如《塵埃落定》對藏區文化的書寫,《額爾古納河右岸》對鄂溫克族歷史的描述,《解密》對密碼領域的描寫,《蟠虺》對青銅世界的展示等等都是這樣的作品。對長篇小說的陳述性知識可以進行不同的分類,比如可以分為客體性的外部經驗與主體性的內部經驗,像《我的丁一之旅》《突圍表演》《一個人的戰爭》等作品就屬于后者,它們對人的精神世界的建構在中國當代長篇中顯得卓爾不群。不管是哪種分類,陳述性知識都要求新穎、開拓、敏銳,具有經驗的豐富性和獨特性。

  知識生產并不完全排斥重復,恰恰相反,知識的特性之一就在于它可重復、可運用,使單個知識成為普遍知識,使知識產生知識。在這個重復生產的生產線上,處于上游的是獨創性的原知識,處于下游的是對原知識的再生產,相對擴大的具有規模性的知識再生產可以滿足人們在量上的需求。而在這種再生產中,下游產品并不是對原知識的原樣重復和拷貝,而是不斷地修改、擴展,但是這樣的再生產卻永遠無法覆蓋和取代原知識,除非產生突破,成為該知識領域的“升級版”,具備可重復運用的新的原知識。比如,中國當代長篇小說有兩大“知識點”,一個是鄉土小說或農村題材小說,一個就是城市小說。中國的鄉土小說的原知識產生于上世紀二十年代,其后幾十年都可以說是這個知識原點的重復、改寫、拓展和延伸。中國的鄉土小說體量巨大,至今依然保有相當的產量,但能成為經典的只有少數,它們必定是該知識領域對原知識點進行了重要改造、修正和提升的作品。再如城市小說,以上海書寫為例,武斷一點說,能稱得上經典的長篇也許就是《子夜》《上海的早晨》《長恨歌》和《繁花》。《子夜》對上海早期民族資本家生動而深刻的刻畫,《上海的早晨》對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給上海帶來的變化進行了及時而敏銳的記錄,《長恨歌》試圖以一個人的命運寫出上海的精神與氣質,而《繁花》則試圖描繪出上海的生活與文化地圖。在知識生產領域,陳述性知識似乎并不重要,但在長篇小說生產中,它始終是第一位的,說到底,長篇小說生產是內容生產,寫什么永遠比怎么寫重要。世界無比廣闊,社會永動不止,人的內心更是如無邊的宇宙浩淼深邃,我們如今長篇小說的總和對這些知識的采集、探索和模擬虛構不過其龐大存在中的微粒。即使對已經知識化的經驗的創造性轉換就有許多豐富的知識富集領域,如歷史,不僅是中國,歷史小說在世界文學上都是一個強大的種類,《李自成》《白門柳》《金甌缺》《少年天子》《曾國藩》等等都是一時名作。對二月河的創作雖然評價不一,但他的歷史小說是在討論當代中國小說時繞不過去的現象。更不要說面向未來的假想了,科幻類小說可以說是“假知識”的生產,但卻體現了人類永恒而趨于極致的知識沖動,劉慈欣的《三體》、韓松的《醫院三部曲》等雖然晚近,但已經可視為中國當代長篇的新經典了。

  知識之所以是知識,還在于它給人以圖式、程序、工藝和技能,在于它能為人類的物質與精神生產提供條件和能量的思想、觀點、方法和技巧,相對于陳述性知識,這些屬于專業性的程序性知識。從知識的這一功能來說,長篇小說作品要成為經典,就要在文體、結構、敘事、人物、語言,直至文體等方面提供獨特而有效的觀念和方法,并且在實踐層面提供可資借鑒的成功文本。那些之所以成為經典長篇的原因之一就是它們為長篇小說生產提供了可以稱得上知識的文體觀與文體技術。要注意的是,在精神類知識生產領域,首先是知識的積累和傳承。不能用進化論的觀念來衡量,不僅不能輕易拋棄舊知識,反而要防止舊知識的失傳。在長篇小說生產中,如人物塑造、情節設計、細節描寫等都是傳統的長篇工藝知識,如果長篇小說未能刻畫出人物,它作為知識就是可疑的,相反,哪怕只要有一個人物是成功的,它就有可能成為經典,這已經被大量傳統長篇所證明。而如今,許多傳統長篇小說的工藝與技能知識被冷落,甚至難以為繼,很大程度上妨礙了這一文體的經典化。當然,知識的積累是以新知的不斷加入為前提的。許多當時看上去并不起眼的小說話語都可能是劃時代的小說新知。比如馬爾克斯《百年孤獨》的開頭不過是個簡單的敘述句,卻標志著一種新的敘事方式的誕生。它是一種句式,是一種長篇小說的敘事程序,它從它誕生的那一刻起就成為一種可以脫離原在文本的程序性知識而被運用到了無數的小說創作中。中國當代長篇專業知識的大批量生產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有些知識是原創,更多的是對西方現代小說專業知識的引進加工。現在看來,這批專業知識成果大概有以下幾個特點:一是推翻傳統長篇環境、情節與人物的三要素原則;二是在認知上采取非理性的做法,破碎、顛倒、夢幻、悖離常情、錯誤、自我消解與歧義等等造成了閱讀上的陌生;三是在視角與敘事語調上更加突出有限視角,強調語調的個性特征;最后是語言,小說家們極力將語言擺上第一位和本體的高度,使之成為具有形式意味的語言建筑,而不是只是傳達故事描景繪形的工具。王蒙、馬原、史鐵生、余華、格非、孫甘露、韓少功、蘇童、葉兆言、莫言等都是這些知識的制造者。王蒙的意識流手法,馬原的敘事圈套,韓少功的詞典體,格非的敘述的迷宮都是至今仍被運用的技巧,蘇童的特點在于他對意象的經營,這種風格也擁有大量的追隨者。莫言是一位對中國當代長篇文體作出了重大貢獻的重量級作家,他的《紅高粱》《豐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勞》都是值得重視的作品。《紅高粱》一改抗戰小說的傳統寫法,讓人驚諤于這類題材也可以這么寫,抗戰小說之所以能走向開放就是從這部作品開始。《檀香刑》中的復調,以及西方經典長篇與中國民間戲曲形式的結合,《生死疲勞》的變形手法的創造性使用,使得生死、人畜兩界均被打破,極大地拓展了小說的敘述空間。還有閻連科和李洱,也是在小說上創造新知識的作家,閻連科的《受活》《堅硬如水》等是狂歡體運用得最嫻熟的作品,而李洱的《花腔》是將解構技術運用到小說中的成功范例,同時,它幾乎是最早在小說中將紀實和虛構結合起來的作品,他的新作《應物兄》雖然篇幅浩大,但卻幾乎全由人物話語組成,顯然是一部在工藝上開新知的作品。

  總之,衡量一部作品是否經典化可以看它的知識化程度,這種知識化一方面是它的陳述性知識的貢獻與程序性或操作性知識的運用和創造,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它的傳播度和使用量,正是其傳播度和被使用顯示了它的知識化水平與價值,當人們或整體或局部將一部作品反復傳播,或者被延伸使用時,它本身就成為一種知識了,當然,毫無疑問,它也已經是經典。

  如果以知識來定義長篇小說的視角可以成立,那我們在看到中國當代長篇的知識創造與知識積累的成就的同時,也應該看到它這方面的不足。在當今知識社會中,專業知識生產已經大眾化,長篇的寫作幾乎人人可為,現在每年的長篇生產量非常大,但這些長篇又都是現有長篇知識復制的產物,無論是陳述性知識還是技術性知識都是如此,知識的原創相當低下,對舊知的運用水平和效率又相當低下,在這樣的生產中,要產生經典顯然是困難的。我們要做的也許是去產能,以提高長篇生產的門檻,將知識運用水平與知識創新程度作為衡量的標準,這也許是長篇小說高質量發展的正道。(來源:《長篇小說選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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